商鞅 《商君书》（节选）

 　　[解题] 《商君书》，也称《商子》，旧本题秦公孙鞅撰，后世则认为是托名而作。但其体现了商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该书共五卷，二十六篇。即卷一：更法第一，垦令第二，农战第三，去强第四;卷二：说民第五，筭地第六，开塞第七;卷三：壹言第八，错法第九，战法第十，立本第十一，兵守第十二，靳令第十三，修权第十四;卷四：来民第十五，刑约第十六(篇亡)，赏刑第十七，画策第十八;卷五：境内第十九，弱民第二十，第二十一(篇亡)，外内第二十二，君臣第二十三，禁使第二十四，慎法第二十五，定分第二十六。该书以推行法治、注重农战、极刑厚赏为中心主张，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更法第一

　　[解题] 本篇为《商君书》第一篇。文章记载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围绕变法问题在秦孝公面前所展开的一场论争。甘龙、杜挚代表旧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变法，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而商鞅坚决主张变法，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指出只有变法，才能“强国”、“利民”，从而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为秦国实施变法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垦令第二

　　[解题] 本篇为《商君书》第二篇。垦令，即垦荒的法令。此应是商鞅关于加强农业而撰写的法令草案。文章记述了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的二十条法令，从中阐述了法令的意义、理论根据和实施法令后将取得的效果。虽然其具体的效果各有不同，但其总体效果则都是“草必垦”，可谓一一照应了题目。其内容相当丰富，涉及了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官吏任用、劳动力管理、取消贵族特权、防止官吏贪污等等，充分体现了商鞅的重农思想及其对策。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饟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农战第三

　　[解题] 本篇为《商君书》第三篇。此篇文章指出农战是国家富强和统一天下的根本措施。作者着重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并主张任官授爵应以农战中的功绩为标准。并明确地指出，儒家的《诗》《书》、礼乐等不能治国，从理论上驳斥了儒家反对“农战”的思想。这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是不足为奇的。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赏刑第十七

　　[解题] 本篇为《商君书》第十七篇。此篇讲国家的赏赐和刑法。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统一赏赐、统一刑罚和统一教育是是治理国家的纲领。只有抓住了这个纲领，才能是民众有所适从，才能保证法治措施顺利推行。这是商鞅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眀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夫故兵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以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匮之有矣。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纵马华山之阳，纵牛于农泽，纵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胜;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臣。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侯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晋国之士，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五鹿，及反郑之埤，东卫之亩，胜荆人于城濮。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天下知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鋭者挫。虽曰圣智，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此臣所谓叁教也。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于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