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智库》2016年第1期
目录
高层解读
3 习近平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四则运算”
本期特稿
8 打造“混合动力” 推动河南“十三五”加快发展 李庚香
前瞻视点
11 中国经济十大变局 李佐军
14 2016—2020：未来五年的五大挑战 周天勇
热点聚焦
18 “互联网 +”与分享经济 王 强 谢 飞
22 农民工市民化与化解房地产库存 倪鹏飞
顾 问：王 耀 李宏伟
编委会主任：李庚香 何白鸥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苏 王亚明
王喜成 王朝纪
关玉梅 关爱和
朱清孟 张宝锋
张钢杰 郑永扣
孟繁华 徐衣显
喻新安 蒿慧杰
主 编：王朝纪
执行主编 ： 张志强
编 辑：李 宁
张柏林
付彦松
Contents本期专题
——新常态下如何认识和推进供给侧改革
26 从“新供给”研究的视角看供给侧改革 贾 康
29 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四个要点 陈彦斌
32 供给侧改革要优先发力五大领域 刘世锦
33 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王 军
他山之石
34 “欠发达 + 好生态”地区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 孙雪涛
智库学者
37 杨承训：经世为民 资政唯实
智库观察
40 发挥智库作用 助推中原崛起 丁同民
——智库“胜在智”“强在库”
观点集萃
45 陈曙光：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方法论误区辨正
46 房 宁：“怠政”现象的症结在哪里
46 宋方敏：国企改革必须防止几种偏向
47 温铁军：发展农业 4.0 版的现代化
48 赵昌文：构建产业新体系应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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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四则运算”
一、加法
供给侧改革的“加法”是指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关键是补齐短板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新能量，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消失是其中原因之一。2012 年，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统计，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15-50 岁)首次减少了 345 万人，中国 16 至 59 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在 2014 年进一步减少了 371万人，降幅相比 2013 年的 244 万人进一步扩大。在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劳动薪酬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长的趋势，这与以往多年间的状况也截然不同。在 2014 年中国 GDP 增长 7.4% 的背景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9%，农村居民收入则更是增加了 11.2%。人口红利消失，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使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还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加大。所以，目前必须从长远考虑，尽快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允许普遍二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劳动力供给端看，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将有助于解决劳动供应短缺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优化劳动力配置。经济学家张茉楠认为，在要素投入上，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来促进经济增加;在方针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历程，把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停提高的历程。一是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侧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举行大范围的全员培训，提高本领，注意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以适合将来产业升级与经济布局调整的必要，即除经济增加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不断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来已久，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呼声也最为强烈。
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
二、减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的“减法”主要是指，政府简政放权、企业清除过剩产能、社会为企业降低成本，给企业松绑，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简政放权，是政府层面的减法运算。
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为经济松绑减负。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企业权力大起来，让市场活起来。以前，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侧管理，特别是政府对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是企业层面的减法运算。
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其中一个重要财政手段是结构性减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减税措施，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一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广义上的减税，有利于降低宏观税负);二是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三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这些减税措施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供给侧，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在上升。制造业尤其受到成本的约束，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可以为它们减轻一部分负担，使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加速。而降低社会保险费，则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将发挥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
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李克强总理要求，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
三、乘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乘法”是指以创新发展理念，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乘数因子”，以新产业的“几何式增长”推动经济发展。
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开展“双创”行动，以创新促改革，以创新谋发展。12 月21 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时期，以前那种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待转向创新驱动，从供给端入手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乌镇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摒弃老路走新路，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用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以新空间发展新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以达到乘法效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从成熟的、老化的供给中，转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扩张的供给中。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要加大新兴产业投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尽管有些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它恢复青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兴力量，逐步替代传统产业的衰减。“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创造一个新供给。”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七十七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当前互联网新时代的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增加生产能力，而是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使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的产生和变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在生产领域推进一系列改革，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互联网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发表主题演讲指出：“目前互联网还是集中于对需求侧产生影响，然而在未来，互联网会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供给侧改革产生的需求会成为走向未来的源动力”。
四、除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除法”主要是指清除产能过剩、清除经济发展路上的“拦路虎”，为中国经济战车顺利前行扫清障碍。淘汰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工业领域呈通缩迹象，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绝对过剩。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必须有壮士断臂之精神，果断淘汰过剩产能。早在 2012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12 月 21 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重大创新。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实施供给侧改革，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改善产业供给。化解房地产库存是清除过剩产能的重要措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并强调：“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多年来，作为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最大的产业，房地产兼具了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房地产业的繁荣，不仅拉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产业的发展，也拉动了装修材料、电器、轻工等产业的繁荣，促进了相关服务业和金融业务的拓展。房地产去库存，不是鼓励房企不顾一切地建房，而是要房企为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采取降价等措施把房子卖出去。化解房地产库存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专家指出：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不能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当期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五、四则混合运算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政府和市场协调与配合，同时做好四则混合运算。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协调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市场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在 11 月 18 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结构的变化。”习近平在一内一外两个场合谈“供给”，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则混合运算”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导，同步实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战略措施，大力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既要确保政策发挥效力，又要让要素市场改革同步推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拓展区域、产业的发展空间。既要创新需求，又要创新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则运算”，给我们提供了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措施与方法，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来源 : 中国干部学网 2015-12-26
本期特稿
打造“混合动力”推动河南“十三五”加快发展
◇李庚香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河南发展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李克强总理希望“河南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支撑”。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不辜负党中央对河南的厚望，推动河南“十三五”发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需要着力打造“混合动力”，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河南“十三五”发展需要打造“混合动力”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以最终消费为例，2012 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1.8%;2013 年为 50%;2014 年为51.2%。但在新常态下，这“三驾马车”的主导地位削弱，投资增长乏力，短期内消费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也难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环境、面临的任务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虽然传统增长动力减弱，但仍然是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主要支撑。由于以全面创新为内涵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还未最终形成，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一方面要推动包括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模式业态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加快实现供给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要挖掘传统发展动力潜力，不断拓展发展动力新空间、焕发传统发展动力新能量。因此，在原有发展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新老动力的平稳转换，成为“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省同全国的情况一样，传统产业比例过大，发展的动力在减弱;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动力转化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现实难题。因此，“十三五”期间，我省要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力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人均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领域和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持续用好传统动力，加快培育新兴动力，着力打造“混合动力”，实现河南经济逆势增长。
培育发展“混合动力”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必须努力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与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要充分认清“三驾马车”的内在潜力。
“十三五”时期，要继续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产品消费逐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要将增长的重点转向服务消费。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十分关键。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投资减速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重要。要使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长，投资依然起着关键作用。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速减缓，有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乏力的影响，但主要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所致，但我们要看到未来出口依然有较大潜力。要充分认清“三大动力”的无限魅力。改革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开放能够整合全世界资源为我所用，让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创新能够赋予技术和产业无限生机，使技术和产业插上奋飞的翅膀。当前，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与此同时，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遇;不只是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责任。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要充分认清“三驾马车”与“三大动力”的辩证关系。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但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技术进步，它们动力作用的发挥必须负载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为“马车”提供不同于以往的“轮毂”。《建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核心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要素配置质量、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建议》还提出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关键就是要破除抑制新需求的制度障碍，以满足需求变动趋势为核心推动供给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所以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与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决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三大动力”有助于“三驾马车”的稳定性、均衡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发展平稳换挡、转型升级。
精准把握打造“混合动力”的着力点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打赢这场决胜战，必须准确把握打造“混合动力”的着力点。 着力提升传统动力，要把握消费由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的趋势，更好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以新消费需求引领新供给创造，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生产和消费同步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要把握投资由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转变的趋势，更好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把握出口由传统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向新的综合比较优势转变的趋势，通过创新升级继续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着力用好政策动力。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奋力推进河南自贸区建设，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要适时研究推进黄河文明复兴战略，寻求新的战略经济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各有 1 亿多人口，完全有条件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大市场，成为带动发展的新空间。落实总书记的要求，河南要尽快自觉在黄河文明经济带上定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布局，实现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发展的良性互动。着力用好新型城镇化动力。新型城镇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突出在农民工融入城镇、新中小城市培育、新型城市建设“一融双新”上做文章，使城镇化步入速度与质量同步提升的新阶段。
2014 年河南城镇化率 45.2%，低于全国城镇化率的 54.77%。到 2020 年，河南要实现 56% 的目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要坚持以产兴城、依产促城、产城互动，落实好“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等做法，在继续打造好郑东新区、航空港、产业集聚区等基础上，着力建设中原城市群。重视外生动力。要积极争取自贸区概念在我省落实，探索我省作为内陆地区如何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办法和模式。要充分发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开放机遇，发挥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区的优势，发挥根亲文化的优势，面向欧洲、中亚和东南亚，探索承接产业转移、引资引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子。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去国际市场竞争发展，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从中汲取发展的动力。着力用好“双创”动力。必须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要特别重视大数据的作用。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全面渗透和深度应用催生的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要正确认识新经济业态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河南以传统产业为主，业态创新比较落后，必须加大力度支持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要及时并不断抓住这些新动能，打造“混合动力”，使河南更好地决胜“十三五”。
(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联主席、研究员 )
■前瞻视点
中国经济十大变局
◇李佐军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正在发生如下十个方面的经济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
自 1978 年至 2010 年，中国经济以年均 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但在2010 年一季度 GDP 增速达到 12.1%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 2015 年二季度的7%，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 GDP 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 2001 年至2013 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 10.6%;2013 年三产占比达到了 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 43.9%，2014 年三产占比达到 48.2%;2015 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 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 55%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 7.3 亿人，较上年增长 11.8%，市场规模达 13437.7 亿元，增长 183.8%。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五：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 2011 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 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1 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51.27%，较 2010 年的 49.95%提高了 1.32 个百分点，首次超过 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4 年城镇化率提升到 54.77%。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六：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七：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 年至 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 年抚养比下降到 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 2030 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 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中国 15岁至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74.4%，比 2010 年微降0.1 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 34.17%上升到 34.35%;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 74.1%，较 2011 年继续下降 0.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八：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九：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
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2004 年的 0.473 逐步上升到 2008 年的高点 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 为 0.481，2013 年为 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 0.4 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变局十：“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 2008 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其实，“三驾马车”只是 GDP 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以上十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的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前瞻视点
未来五年的五大挑战
◇周天勇
挑战一：人口增速下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占到本次经济下行 50% 到 60% 的权重。通过数量回归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规律可以发现，1974-1994 年的人口增长率与 1994-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究其原因，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一则新增人口大约 20 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次这些人口结婚生子，进入消费期;再次是购买房屋，刺激房地产业扩张。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从 1987 年开始下降，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格;二是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生育率;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知青返城生子的生育动力已经释放完毕。这些因素导致 1987-2010 年，人口增长是一条下斜的曲线。按照人口增长率与 20 年后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这个理论模型来推断，2008-2030 年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速下行的区间。如果按照 1995-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来推导，2015-2030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 7% 一直降到 1% 多，且“十三五”期间降幅最大。由于“十三五”期间人口将是一个陡坡式的下降，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 3.5% 左右，而要完成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任务，今后五年的 GDP 增速又不能低于6.53%，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最大原因，一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由高到低，再到趋于停滞甚至负增长，助推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住宅等刚性需求及各种消费发生萎缩，造成产能过剩。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速下降，“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会面临三种窘境：一是国家财政税收发生萎缩，导致各方面投入如低保、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资金紧张;二是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造成结构性就业不足，尤其是原来在工业中从事建筑、采矿、制造业的劳动力有可能大规模回流;三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负债率提高，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资源型企业与银行债务关系可能发生恶化，导致银行坏账率提高，积累一定的社会金融风险。
挑战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随着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今后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实业、投资及服务业消费的外流。一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价格提高，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甚至向美国、欧洲转移;二是由于国内实业利润率比较低、空间比较狭小，加上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税收以及资金成本过高，许多投资如房地产(包括住宅)、制造业等都外流到其他国家;三是由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质次价高，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目前我国的教育、旅游、医疗健康和技术等服务逆差达 4000 亿美元左右，而且教育、旅游、医疗健康服务消费流向国外的趋势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是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在文化、组织、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相对处于弱势。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相比，我们在工程、造价、成本、性价比、装备能力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但在文化价值、新闻舆论、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等软实力方面居于劣势。
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我国的央企、私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国外企业多以现代跨国公司的形式“走出去”，行业协会在中间起着协调作用，默契的配合取代了恶性竞争;而我们在对外协调默契机制上则差距较大，存在恶性竞争。二是西方国家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有比较好的内部监督治理结构，有助于防范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而我们一些央企“走出去”后，有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问题，国有资产可能会流失。三是我们对风险的评估、决策、防范、控制重视不够，对成本收益特别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分析不够，导致“走出去”的投资相当大比例是亏损的，特别是一些央企的项目赚钱的不多。很可能“十三五”期间会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但是国民净收入回流不理想，在外形成大量的烂尾、赔本项目，得不偿失。
挑战三：重大关键改革任务能否按时完成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 2020 年各项制度要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要基本上完成。然而现在来看，改革可能会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目前改革还处于顶层设计阶段，且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设计，因此，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的利益以及集中权力的色彩很难全部消除掉;另外，一些改革方案不能科学化、民主化与公开化地来讨论和推进。
二是由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各方面改革中的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削减者也会产生博弈，特别是目前减少利益的改革多，增加利益的改革越来越少，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为缺乏力度的妥协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样的可能。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提出要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然而现在我们有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大多都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制定的，很多带有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利益的色彩。如果要使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得到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以至颁布，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因此，改革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触犯原有法律、法规的过程，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依法改革、立法在先、依法办事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
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相当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
挑战四：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的不足使弯道超车难度加大
现在，中央提出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在创业创新方面，我们面临着国际竞争、改革迟缓与转型困难的挑战。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包括从集成创新到自给自足创新方面，都受到美、欧、日、俄、韩等在很多领域的技术竞争。
二是在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诸多弊病和障碍。虽然这些方面国家都在积极推动，但实际的运作落实过程中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专利的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抵押入股、职务发明收入中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等方面;国家向体制内投入很大财力，也集中了不少人才资源，但是，体制内人才专利项目等资源，难以产品化和产业化，处于僵眠闲置浪费境地;再比如我们迟迟不能推进如硅谷银行那样的认购权证、投贷联动等改革，不能督促大型企业并购技术，推动科技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的融资方式，导致科技型企业在风险投资、科技信贷、并购，一直到上市融资环节，资金链还是存在断裂的可能;还比如我们的央企对并购新的技术，在技术项目考核体制上还存在障碍。总之，我国在科技创新体制上，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灵活性上转变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是我国在全球技术领先领域中总体上只占 19% 左右，同步的也只有 1/4，在世界关键性技术领域中 54% 的技术还处于跟随状态。
因此，“十三五”期间能不能进一步通过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大踏步弯道超车，在很多关键领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难度。
挑战五：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困难
一是从制造业升级面临的环境来看，围绕“互联网 +”的商业模式创新多，而硬件技术的创新比较少;围绕物流、饮食服务、购物方面的投资和创新多，而围绕智能制造、物联网、3D 打印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还是比较少。这对于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硬件技术的突破非常不利。
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且转型难度较大。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由于需求不足，产能大量过剩，如在钢铁业中，普通钢冶炼规模非常大，但是特种钢还需要进口。这类产业正在进行调整，但新的更高档次的制造业尚处于艰难发展中。
三是我国的服务业由于在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没有全面放开，没有得到国际服务业规则、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竞争，导致我们的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体制僵化、水平落后，服务质次价高，从而造成这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大量流出国外。
四是我国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化中最大的问题是进城务工的人口不能市民化，导致相应的服务不能扩张。很多农民青年时候进城，因为买不起房、教育受限、没有户籍等，到老年工作不动了会回到农村，而 80 后和 90 后农民工，可能会在城市中无根，农村又回不去了，这种“青出老回”和不能市民化的漂泊，绝非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不能真正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五是传统产能的调整受到“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需求在哪里”三大问题的制约，而且许多传统产业国有企业居多，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转型调整和改革如何推进，同样面临上述三个问题。这些都是产业升级转型所要面临的难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6-01-07 2016 1
■中原智库
“互联网 +”与分享经济
◇王强 谢飞
什么叫分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
通俗地说，分享经济是指一类通过互联网平台调动闲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产生经济价值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理念是以“不使用即浪费”和“使用所有权”，倡导“租”而非“买”，鼓励人们彼此分享暂时闲置的资源，从而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的。分享经济不同于传统产权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侧重于对使用权的最大利用。
相对传统经济形态，分享经济特点有三：一是不转移所有权，仅让渡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 二是在互联网平台下个人对个人的共享，使原来分散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种通过平台匹配的规模经济 ; 三是共享的对象是闲置资源，而不是“专业资源”。这三个特点也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是分享经济的三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传统的二手车交易、C2C 电子商务、传统房屋租赁、酒店、出租汽车都不属于分享经济的范畴。在分享经济时代，每个人既是产品的生产者 ( 提供者 )，又是消费者，这种新型商业理念刚一兴起，便大大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短短几年，就涌现出了以 Uber、Airbnb、LendingClub、Lyft、Instacart、WeWork为代表的共享商业模式平台，并获得风险资本的热烈追捧。目前，分享经济在交通和住宿领域最为成熟，同时逐步渗透到办公空间、餐饮、宠物寄养，以及闲置物品交易、任务众包、知识分享等领域。业界普遍认为，这一创新理念，必将重构未来的商业模式，引爆新一轮颠覆性商业革命。
分享经济的起源
分享经济是怎么在一夜之间风靡全世界的 ? 追根溯源，早在 1978 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就对其进行过论述，不过当时该经济模式尚被称作“协同消费”或“合作式消费”。1990 年，开源软件的共享机制开始在 IT 程序员之间盛行，可视作这种共享精神的延续。2010 年开始，伴随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们逐渐习惯随时随地分享知识信息和生活内容。而以 Uber、Airbnb 为代表的这一轮分享经济大爆发，则是在 2008 年之后，二者分别成立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业界普遍认为，人们之所以接受和认同分享经济这一理念，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可以使个体在消费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提升消费行为的透明度;二是分享经济实现了供需双方的共赢 ; 三是能够彼此信任，在消费行为上有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点是分享经济爆发的根本动因，但却不是直接诱因。考虑到分享经济起源于美国这一事实，分享经济兴起的直接诱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诱因是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购买力下降。始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由于失业率大幅上升，消费者购买力下降。2012 年的失业人口中45% 是 18 岁到 34 岁的美国人，年轻人的就业率是过去 40 年中最低的，美国中产阶级 2013 年收入甚至与 1995 年基本持平。2011 年，美国一项民调数据显示，18 岁到29 岁的被访对象中，77% 因为经济原因打算推迟购买贵重商品，首当其冲的就是汽车。正如 2003 年的“非典”直接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爆发，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分享经济爆发的最大诱因。
第二个重要诱因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培养了人们的共享习惯。最初是信息和生活的共享 (Facebook和Twitter)， 继而扩展到住房、汽车和办公场所的共享(Airbnb、Uber 和 WeWork)， 甚至是家政服务和跑腿等人力服务的共享 (Handy和Taskrabbit)， 以至闲置资金的共享(Lending Club)，共享载体逐步从“线上内容”发展线下产品和服务。
第三个诱因则是“千禧一代”消费观念的改变。“千禧一代”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工具传播和分享信息，利用流媒体观看视频，通过在线形式欣赏音乐，他们对以“租赁”和“付费使用服务”为特征的共享消费模式接受度非常高，更在意“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渐将目光转向各类闲置资源，空置的房间、汽车，甚至闲置的资金和时间，都被纳入“共享”的范畴。
相对传统经济，分享经济有四大优势：
规模扩张快、灵活性大、资本效率高、进入门槛低。目前世界上估值最高的 10 家创业公司中，有三家 (Uber、Airbnb、滴滴快的 ) 属于分享经济领域。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市场约为 150 亿美元，到 2025 年这一市场规模将增加至 3350 亿美元，届时全球分享经济将与传统租赁份额平分秋色。
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意义重大
正如 P2P 网贷这一互联网金融模式起源于美国，却在中国得到爆发式增长一样，分享经济虽然源于美国，但在中国发展速度惊人，因为中国有着跟美国类似的分享经济发展的土壤。宏观经济不景气，GDP增速连续放缓，由于我国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前期增长较快的房地产、汽车、手机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跟美国一样，中国分享经济初期也大多集中在出行、金融和短租等领域。在交通出行领域，美国有 Uber，中国则有嘀嘀;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美国有 Lending Club、Prosper和 Zopa 等知名 P2P 网贷平台，中国则有陆金所、人人贷和蚂蚁金服等知名互联网金融机构。
分享经济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将对资源重构、组织重构和供需重塑带来巨大影响。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说是“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早在 2015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就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 (即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创造新供给”理念：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而“创造新供给”正是分享经济的本质。在“供给侧改革”时代，分享经济将对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降低均衡利率带来巨大影响，不仅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而且能提高资本利用率，增加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尤其是服务消费。
中国分享经济的优势、短板与政策建议
“Uber 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却没有一辆汽车;Facebook 是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却不创造内容;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也没有库存; 而Airbnb是最大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他们没有房产。”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预言家凯文·凯利认为，分享经济将成为中国长期、重要的新经济引擎之一。他认为，“分享、互动、流动和认知”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四大趋势。“所有权不再重要，使用权才最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 ? 因为分享经济能否大发展，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资源、平台和信任。资源是共享的对象，平台是实现工具，而信任则是共享前提。从基础优势看，中国不缺资源，平台更不是问题，相对突出的短板是信任问题。
资源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大，13.6 亿这个规模，可供共享的资源和参与分享的人数都领先全球，行业规模效应明显，每个非常小的细分市场都能支撑一批共享服务平台。以汽车为例，2014 年年底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 1.258 亿辆，增长 15.5%。这是嘀嘀、快的、易到等新打车平台快速成长的背景，也是Uber极度看好并强势出击中国市场的原因。
平台方面，中国优势更明显。网民 6.68亿，规模全球第一，超过美日总和的两倍，城镇的网络普及率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
2015 年近 40% 中国人拥有智能手机，一线城市普及率更是高达 55%，绝大多数年轻人更爱用手机，而不是 PC 上网。平台搭建重在技术创新，Uber 的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可提供私家车出租服务的司机与需要打车的出行者 ; 而 Airbnb 网站和移动应用，可以连接空闲房间的主人与需要投宿的旅行者。而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分享经济平台正借助百度的百度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用户提供服务。
信任方面，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分享经济本质是一种C2C(Consumer To Consumer) 模式，是一种严重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共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
没有信任，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
因为信用的缺乏，中国的短租行业没能像交通出行那样大爆发，市场份额捉襟见肘，互联网金融行业也频发 P2P 网贷借贷人和平台负责人跑路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信用体系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基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信任短板正在快速弥补。以电商为例，无论是京东的B2C(Bussiness To Consumer) 模式，还是淘宝的C2C模式，在中国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信任过程。信任问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比如二代身份证信息验证、社交账号登录、好友关系提示、双方互评体系、举报、个人展示、Airbnb 类似的保险赔付制度，来快速增信。
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易引发社会冲突;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等。但总的来说，最大的烦恼是监管思维。
2015 年 10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 征求意见稿 )》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 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将“专车”职业化、纳入交通运输管理，遭到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的联名反对。他们认为，对网络约租车的平台、车辆和司机三个资质设立成行政许可模式，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突出把各种许可、资质、限制、惩罚作为管理手段，可能会“管死”这个本来由市场孕育和选择出来的新业态，是一种与分享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落后监管模式。
新的经济模式，需要监管理念的创新。
政府监管部门应该遵循市场主导思路，提高执政能力，对分享经济持更包容、鼓励和信用的态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分享经济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意义，改变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手段。同时，国家还需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开放金融领域现有的征信体系，在资本市场予以大力扶持，使诸如互联网金融、短租等平台，能享受更多分享经济的红利。
来源：学习时报 2015-12-14 2016 1
农民工市民化与化解房地产库存
◇ 倪鹏飞
一
自 2009 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高涨带动住房开工、施工面积大幅攀升，导致一些地方的供给出现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库存长期积压，势必会威胁经济、金融和社会的健康、安全与发展。因此，去库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住房政策目标。但是试图使用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城镇现有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短期内难以有效化解规模如此巨大的过剩库存。开辟新需求即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支持农民工购房，是快速消化过剩库存，促进住房市场稳健调整和发展的有效之策。不仅如此，农民工购房及其市民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意义重大。“中国梦”从某种层面上讲，可以理解为中国实现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是每个中国人所同时编织的个人转变、家庭富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家国梦”。中国转型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实现转型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让国家变为先进现代的国家，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农民是中国转型的主体力量之一，农民的不懈奋斗，将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推动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农民工是中国转型的主力军。但是，农民工个人及家庭也面临着缺少住房的窘境。当前经济面临的不少突出问题，都与农民工问题有关：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来自于半城镇化导致的需求缺口;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农民工购房及其市民化息息相关。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一石多鸟效应。
首先，农民工是楼市去库存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库存;其次，农民工市民化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稳定增长和促进转型;再次，鼓励农民工购房将可以倒逼改革;最后，农民购房圆了农民工的住房梦，也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7000 万人脱贫与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小康梦想之厦的最后工程。鼓励农民工购房，除了发挥农民工购房的多重效应外，还基于住房的现有存量、过剩库存和潜在新增供给，城镇居民潜在有效的需求难以消化和匹配住房现有存量、过剩库存和潜在的新增供给规模。
二
城镇住房需求最终取决于城镇人口的总量及其变动趋势，我国未来住房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据统计，2014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7.7 亿，其中，存量户籍人口接近 5 亿，非户籍常住人口 2.7 亿。
首先，鉴于住房拥有不均以及部分住房配套不全等，“十三五”期间，城镇户籍人口中仍有 1 亿左右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需要获得大约 3800 万套(预计 30 亿平方米)的安居性住房保障，包括：棚户区改造、公廉租房等。即使一部分由实物化保障改由货币化保障，按照 50% 的购买量计算，将有 15 亿平方米从市场购买，每年达 3 亿平方米。
其次，虽然总体上城镇户籍人口可能已过户均 1 ∶ 1 套的饱和标准，但鉴于住房拥有不均以及部分住房配套不全等，户籍人口中仍有相当数量人口具有改善性需求和刚性需求。若将最近几年年均销售 10亿平方米都视为城镇居民的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并假定未来 5 年年均规模不变，“十三五”期间总需求为 50 亿平方米。
由此可以估算，未来 5 年存量城镇户籍人口商品住房总需求达 65 亿平方米左右，但仍低于当前过剩库存与未来潜在供给之和。完成去库存和保持住房市场的可持续增长，必需开辟新需求，其中最为现实的需求即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需求。据估算，未来 5 年农民工新增购房总共可达 23.1 亿平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2014 年农民工总数 2.7亿，其中，在城镇自购房住的仅为 1%，回农村住的 13.3%，租房住的 36.8%，住工棚的 17.2%，住单位宿舍的 28.3%。按照未来 5 年 1 亿人城镇化计算，如果 70% 的家庭人口在城镇购房(人均 33.3 平方米)，每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购房需求可达 4.6亿平方米。
三
农民工能否或者在哪里买得起房，关键是看农民工的收入、就业的城镇及其城镇的房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2014 年 1.7 亿外出农民工中，从家庭迁徙看，举家外出的占 20%，一人外出的占 80%;从就业城镇看，外出农民工的 30.5% 在直辖市或省会，在地级市的占34.2%，在小城镇的占 34.9%;从收入及增长看，平均收入为 2864 元，增长率为 9.8%，其中，建筑业最高，为 3292 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最低，为 2532 元。基于以上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及各地住房价格数据，可以对农民工的购房可支付能力进行粗略的估算。
第一，关于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估算：一般而言，农民工夫妇俩在城镇就业和只有一个在城镇就业，收入是不同的。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估算：全迁家庭每年收入为 8 万元，其中，工资收入 7.2 万元(按月平均 3000 元估算)，农业收入估计 0.8 万元(根据农民纯收入估算)。单迁家庭每年收入为 4 万多元，其中，工资收入为 3.6 万。
第二，不同区域和级别城市房价的估算：按省会级以上地级城市房价均超过每平方米 7000 元均价计算，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价格超 70 万元，首付超过 14 万元;地级城市按每平方米 5000 元均价计算，一 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为 50 万元，首付至少 10 万元;县级城市按每平方米 3000 元均价计算，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 30 万元，首付至少 6 万元;中心城镇按每平方米 1500 元价格计算，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需要 15 万元，首付至少 3 万元。
第三，农民工的购房可支付能力的匡算：通过不同城市的房价和不同家庭的收入状况测算房价收入比。全迁家庭地级市、县级市和中心镇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 1：6.75、1：3.75、1：1.5;单迁家庭在地级市、县级市和中心镇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 1：12.5、1：6.75、1：3.75。按照国际上认同的房价收入比1：2-6的合理区间，可以看出：全迁和单迁家庭在省会以上城市购房，可支付能力均超出合理区间，单迁家庭在地级城市购房可支付能力超出合理区间。
总体上，农民工在地级以下城镇基本具备住房可支付能力，在省会及以上城市不具备住房可支付能力，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差 ,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好。
同时，由于农民工近 70% 在地级及以下城镇就业，而且身份认同与留守家庭福利提升决定农民工倾向回家乡购房。因此，农民工最适合、最可能在地级及以下城镇购房。
四
在住房金融等制度体系完善的假定下，农民工在地级及以下城镇基本具备住房可支付能力，但举家外出就业家庭仍可能存在 50% 的资金缺口，一人外出就业家庭可能存在 75% 的资金缺口。住房金融等相关制度的缺失和约束，地级及以下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问题，会导致农民工现实的购房比例较低。
第一，农民工购房能力因为金融排斥和制度约束而降低。首先，在政策性住房金融方面，外出农民工仅占 5.6%，本地农民工公积金比例为 5.3%，并且大都不能结转，不能用于租房;其次，在商业性金融
方面，农民工在流入地购房，获取办理住房抵押贷款存在户籍歧视，而农民工在输出地，进行以土地、住房等固定资产抵押获取贷款，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另外，能够形成农民工收入的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权也难以交易兑付，收入和资产难以变现。
第二，农民工意愿因为城市环境和户籍而下降。首先，公共服务提供以户籍为依据，农民工购房不能获得与城镇人口相同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从而降低了农民工购房的意愿;其次，全国的地级及以下城市的基础设施缺乏和公共服务水平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尽管农民工具有购买能力，但也缺乏动力购房迁入。化解房地产库存，迫切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
第一，可借鉴曾经的蓝印户口制度，将购房住户纳入居住证覆盖人群。全面推进并完善居住证制度，凡购房不再考虑或降低就业、交纳社保的年限，享受和户籍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尤其是让其子女享有平等优质教育的权利。政府给购房者与户籍居民平等的就业与创业机会，并将其纳入就业与创业服务体系，给予服务和支持。
第二，可探索实施商品房共有产权制度，实施住房产权分割出售。一方面，开发商资金紧张，亟待去库存;另一方面，农民工购买力有限，可考虑实行产权开发商部分持有，部分出售给购房者的办法，共同到银行办理并获得抵押贷款，开发商与购房者可按 3：7、5：5、7：3 的比例持有。开发商将持有产权部分租给业主，并商定未来若干年以怎样的价格全部出售给购房家庭。
第三，可建立普惠住房金融制度，实现政策性和商业性覆盖农民工。针对目前存在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农民工的排斥状况，可建立普惠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扩大公积金对中、低收入居民的覆盖，将公积金覆盖到农民工，并实行异地提取购房制度，建立商业性普惠金融体系，让农民工获得与户籍居民平等的商业住房抵押贷款机会，同时加快完善农民住房财产权等抵押与担保制度。
第四，可允许和鼓励农民工转让土地承包权，出售和出租住房。农民工在农村的财产权保护和市场化交易，不仅有助于资源合理利用，农民在城镇里乐业，而且有助于其在城镇安居，但是还存在不少法律和制度性障碍。为此，可总结试点经验，依法推开土地承包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落实。
第五，可改进地级以下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分级负责的财政体制，加大行政级别低的城镇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加快制定向小城市倾斜的投资政策，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 , 改变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住房支付能力错配的现状 , 激励更多的农民工在小城镇购房和永久性迁徙。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经济日报 2015-12-21
一、“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 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 1.0 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 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中原智库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
改革“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柔性参与 TPP 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三、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
上述学理与思路建议，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对应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的实践总结，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笔者深知，理论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新供给”研究追求的目标，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学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新供给”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和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现实的需要;既要体察中国的实践，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此外，还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注重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做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取得了颇多成绩，但若继续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思路，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其局限性将日益显现。今后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以及资源环境和收入分配等的制约，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将势在必行。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秘书长)
来源：光明日报 2016-01-06
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四个要点
◇陈彦斌
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面临的是通缩压力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增长下滑、国企效益下降和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美的处境有些类似，但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英美当年面临的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英美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给，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而是呈现出“债务—通缩”迹象，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缩压力持续加剧。若照搬当年英美国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显然药不对症。在当前产出缺口和 GDP 平减指数均为负的背景下，笼统地通过增加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会推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弥补产出缺口，但会加剧通缩压力、提高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的可能性，还会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高企等问题。
第二，应该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从供需两侧平衡快速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高投资发展模式。管制下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分配给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形成了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这一模式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强力释放时期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后这些红利减弱时，就自然出现了工业和出口部门产能过剩，而教育、医疗等民生板块产品与服务供给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结构性难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板块的投入，减少对僵尸企业的无效输血，既能让供给增长更为有效，又能消除产能过剩，从而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人均 GDP 已达 7800 美元，民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食品等的潜在需求非常旺盛，从供给侧完全可以激发这一受抑制的需求。虽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引发的去产能短期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长期可以促进供需平衡发展，从而替代以往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
以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短期内
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宽松加以缓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两者的配合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首次强调宏观调控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短期政策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为主，主要用于逆周期调节经济波动。中期政策要以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为核心，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长期政策则要依靠“供给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主要用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第四，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
宏观调控是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微观干预则是在市场失灵前提下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以往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的现象经常发生，比较常见的一种干预形式是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不仅导致宏观调控难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加剧了经济波动。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仍能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但很难进行逆周期操作，因为很多大型项目的周期比普通经济周期还要长，这导致调控的外在时滞太长。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难以判断和政治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扭曲市场的自然发展规律及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政策还容易带来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很少将之作为常规宏观调控手段。
未来应着眼于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2016-01-06
供给侧改革要优先发力五大领域
◇ 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的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的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一方面使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出去;另一方面，使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能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 2015-12-24
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 王 军
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第五，加快创新 驱 动 战 略 的 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
(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
来源 : 证券日报
■他山之石
“欠发达 + 好生态”地区
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
◇孙雪涛
甘肃陇南山大沟深，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尤其缺乏铁路、高速公路和民航运输等现代化交通条件。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厚的生物矿产资源，但长期以来展现给外界的是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和“欠发达 + 好生态”的初始印象。由于内生发展能力不足，陇南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长期在低位徘徊，处于后进水平。为破解发展难题，从依托工矿业带动到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从招商引资到资源开发，历届市委、市政府下了不少功夫。然而，比照甘肃省委、省政府 2017 年限期脱贫硬性任务和 2020 年“与全省同步进入小康”的宏伟目标，数以百万计的绝对贫困人口和 3000 元左右的农民人均收入，使得陇南全市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处在发展爬坡期、扶贫攻坚期和后发赶超期的陇南究竟该往何处走?现阶段真正适合陇南的发展之路到底是什么?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好生态的品质与价值陇南的生态条件无疑具有高品质。由于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陇南境内生物资源荟萃，矿产资源富集，全年空气优良天数高达 359 天，有各类树种 1300多种，在甘肃省森林覆盖面积、树种位居前列，是生态完美的绿色走廊，曾被李四光誉为“复杂的宝贝地带”。加之人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奇山秀水、多元文化、民俗风情共同构成了陇南的独特底蕴。综合分析，在以市州为基准的权衡范围中，“欠发达 + 好生态”的稀缺度屈指可数。
陇南可资利用的资源正是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原生资源，翠绿的植被、清澈的溪水、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是陇南极为突出的比较优势。陇南生态要素的显著性和性价比堪称上佳，追求发展的美学境界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意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种未曾遭受大刀阔斧改造雕琢痕迹的原生状态，更有利于布局、调整、破立、选择等发展活动，其真正价值就在于能够为后发赶超提供难得机遇、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据此，必须牢固树立大生态理念，以生态内涵和生态标准为行动指向，统揽人文、旅游、山水、生物资源，推动相关要素参与其中，带动全市走上生活富裕、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谨慎开发、有效保护、绿色发展”的原则，近年来陇南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进行了广泛探索实践。
狠抓常规生态建设
在集中抓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绿色通道“三位一体”建设的同时，着重通过生态治理提升生存环境品质。先后向国家水利部等部委申报争取、实施“两江一水”治理规划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创建工作，扎实开展江河干支流、中小河流和山洪沟道治理工程，深入推进以城市大气环境治理、重金属治理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活动，通过创建制度、健全机制和配备人员等措施进一步规范清洁生产审核和项目环境管理，实现环境执法检查的常态化，取得了较好效果。仅 2014 年，就完成污染减排项目和重金属治理项目 62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64 个。
重视发展生态农业
在确保粮食增产、农产品增值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上，综合协调、衔接农牧、林业、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合理规划和调整种植结构，重点培育富有经济价值的绿色作物和名贵物种，结合土地流转保障产业规模，利用三权抵押贷款等普惠融资平台保证资金投入，依托县乡级公路建设强化交通支撑，有针对性地增加在市内主要公路沿线的生态观光农业布点，有效增强了生态能见度和可观赏性。培育环保工业。通过调整工业布局、强化资源整合、优化工业结构、改造落后产能等方式推动工业项目向节能环保转型，建成矿石处理、废弃物回收综合利用等 3个环保项目，启动油橄榄生态工业园建设、白酒酿造技改等 11 个项目，郭家沟铅锌矿正在按照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绿色理念建设，初步奠定了环保工业的发展基础。扶持农特产业。以县、乡政府为责任主体，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奖补政策，大力推广“农户 + 企业 + 协会”的合作模式，通过基地规模化、管理科学化、生产标准化、加工精深化、营销市场化、产品品牌化来发展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业特色产业，实现增收价值和生态价值双丰收。2014 年，新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基地 37.8 万亩，新发展经济林果 27.16 万亩、总产量达 14.7万吨，中药材产量达到 14.6 万吨，总计年产值达到 68.9 亿元。农特产业已成为陇南农户致富增收的新引擎。推进文化旅游。在认真贯彻国家和省上旅游发展大会精神、论证出台《陇南市文化旅游发展改革意见》的基础上，以旅游景区建设、文化旅游资源保护、融入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人文资源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着力推进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融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4年，先后创建 4A 级生态旅游景区 7 个，与外商签订文化保护项目 24 个(签约资金47 亿元)，75 个村被国家列入“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3 个村被国家列为“中国传统部落”，乞巧文化节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实现旅游综合年收入35.8 亿元，同比增长 25%。今后几年，随着一大批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的陆续完成，文化旅游必将成为陇南富民增收的新支点。
建设美丽乡村
在生态理念引领下，各县区普遍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风貌营造、美化亮化和道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着重突出农村山、水、田、林、建筑等原生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机结合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扶持项目，着力提升广大农村的生态品质。目前，累计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 1249 个，建设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7 个，县级示范村 30 个。创建生态品牌。针对苹果、樱桃、油橄榄等经济产品，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赋予一定的生态属性后，由于附加值有所增加，可以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在网上，陇南樱桃每市斤售价高达 58 元，一只鸡可以卖到 160 元，生态认证的创收效应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放大。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 个产品取得地理标志保护，武都油橄榄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已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审核，文县绿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康县独一味工业园区全省知名品牌示范区已通过甘肃省质检局审批，文县获准筹建甘肃省高原茶产业示范区，已推荐上报 10个经济产品争创甘肃名牌产品，下一步计划培育陇南名牌产品 9 个以上。酝酿出台“生态”战略。陇南决策层认识到，如果将“生态文明”的概念放到实践之中加以考量，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少排放、高产出、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经过对现阶段陇南发展要素的认真审视和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在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城乡一体等四方面予以“快速推进”，在交通基础设施、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三方面予以“着力夯实”，在电子商务、金融支撑和非公经济等三方面予以“集中突破”(即“433”战略)，以扬长避短、省时省力、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基本特质，以依靠劳动力、绿色经济、文化旅游等原生资源和普惠资源来实现“小补大收”，快慢有序、立体渐进地推动全市发展科学过渡到距离当下的发展阶段，并将该战略作为今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战略。
实践证明，陇南“以生态为纲”的发展方式与实际现状高度契合，富有“小步快走”的成效。甘肃省一年之内连续组织了 8 次现场会学习陇南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建设和农特产业方面的发展经验，足以证明其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得到普遍肯定。与年造林 42 万亩、退耕还林 17 万亩、建设绿色通道 785 公里的突出成绩相比，陇南着力促成的融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绿色产业和集约发展方式为一炉的大生态格局更让人欣喜。2014 年，陇南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产增加值分列甘肃省一、二、三位，精准扶贫卓有成效，万众创业方兴未艾，“特色中国﹒陇南馆”开馆运营，成功开创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新模式。奋进中的陇南第一次荣登“最美中国榜”，持续改善的交通条件即将为其插上腾飞的翅膀。加之构建“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政策机遇，陇南完全有望站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制高点”，进而实现后发赶超的重大跨越。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陇南市委书记)
来源：学习时报 2015-09-06
■智库学者
杨承训：经世为民 资政唯实
(一)杨承训出生于 1935 年 11 月，山东嘉祥人。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现担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顾问、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兼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主要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委、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
(二)杨承训先生经常自谑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实派’经济学者”。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解放初学过医，先在一个贫困县参加工作，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1955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今河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为马列主义基础和共运史研究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毕业后相继在高校和省委宣传部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宣传工作。1975 年下农村蹲点，有感于国家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遂决心全面转入经济研究。他的研究是从实践开始的：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二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三是虚心向行家学习，以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创新。他刻苦学习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大量经济论著，撰写了大量学以致用的文章。1980 年，杨承训先生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 年后从教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河南财经学院)。
他的学术研究途径，是先从具体领域开始，然后进入完整体系的构建，其主线则是以发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理论平台，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力求凸现其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承训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包括基本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撰写《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合作制与家庭经济》、《国有企业总体改革论》、《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思想系统研究》、《历史的杠杆——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学术专著 10 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管理世界》、《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800 多篇;承担和参与国家社科规划课题 8 项，其中重点课题 6 项;获国家优秀成果奖 5 项，省级奖 30 多项。
(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杨承训先生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己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主攻黄河流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运作、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创新等重大项目，提出了一系列前沿性的创新观点和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受到学术界、领导层的特别关注。
1、全面系统研究列宁的商品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拓荒性和原创性。专著《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系统研究》提出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等同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研究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的百科全书，填补了一项重大理论空白。由于该专著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获得了我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八届)，实现了河南省零的突破。
2、着重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专著《国有企业总体改革论》提出“公有资本要实现人格化”，认为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企业的配套改革必须与强化管理紧密结合;搞好国有企业的外部条件，症结在于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要保持和增强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第一主体”的地位，即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该书被中共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 1993 年度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奖。
3、提出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在完成国家社科“六五”规划《黄河流域经济开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许多部门学者合作，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主持撰写了关于黄河流域经济的第一部专著《黄河流域经济》厘清黄河流域及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优势和劣势，明确它的经济定位;以大量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提出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提出构建“曲”字形布局的设想。该专著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奖，至今仍被社会各界认为是有关黄河流域和西部大开发的权威性专著。
4、探索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规律及经济科学的理论。在国家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经济规律的理论与实现研究》的基础上，与其他专家合作的著作《历史的杠杆——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在研究生产力发展轨迹和各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提出“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规律，并致力于探索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规律及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为创建科技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内著名专家刘国光、院士李京文、张卓元给予极高的评价。
5、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2003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专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做出批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的重头戏”。200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探析》获准立项，2009 年完成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抓住生产社会化规律在中国的体现这条主线，阐述了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交换方式系统形成经济方式，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科学发展、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五大范畴，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这类系统论著”。
6、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拓展生态生产力视阈。针对粮食风险问题提出《实施“八高”工程化解四大矛盾》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出重要批示。国家社科基金重要项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创新与分阶段分区域推进方略研究》提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以发展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为主线的科技密集型农业，以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与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工农、城乡协调互动的现代化，并拓展生态生产力视阈。
7、注重区域经济研究。围绕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提出了上百条政策建议，包括深化国企改革的方案、农村改革发展和开拓农村市场的思路、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路径、所有制改革和财政体制、低碳循环发展等有关问题，写出了一百多期内部文稿，发表了上百篇论文，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曾经担任过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经济组副组长的杨承训先生，在河南经济学及相关政策咨询研究领域乃至中国经济学界，是一位颇有有影响的经济学者和领导智囊。如今虽已耄耋之年，杨承训先生仍然活跃在经济学思想界的前沿，仍然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仅 2015 年，他撰写的论文与建议，分别获得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等部门领导同志的批示。
为民，是他孜孜不倦执著追求的学术宗旨;唯实，反映了他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为民、唯实，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品性和学术风格!他摒弃经院式研究的模式，排除“土教条”和“洋教条”的影响，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入实际，勤于学习，博采众长，敢于直言，这就是杨承训先生能够保持鲜活的学术生命和学术青春的奥秘所在!
(本刊综合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原智库
发挥智库作用 助推中原崛起——智库“胜在智”“强在库”
◇丁同民
2012年1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需要建设一批一流智库》一文中强调：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隐形影子相伴左右;一个大国在强国纵横世界的征程中，始终有一种角色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就是——智库!
智库，被称为思想库(ThinkTank)，是助推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智囊团”，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保证。有人称其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也有人把智库称为“外脑”、“旋转门”、“第二轨道(智库外交)”。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美国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 • 科尔博莫关于智库的定义是：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也是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 7 月，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原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培育一批致力于决策咨询研究、跨机构跨领域协同创新的高水平智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保持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和大道行思的智慧谋略，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笔者认为，一个区域板块崛起的背后，也有一种力量在起着智力支撑作用。智库，“胜在智”、“强在库”。为此，笔者结合对中央、省委关于智库建设有关精神的学习体会，就加强中原智库建设这一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和认识。
一、资政辅政是中原智库的第一要义，中原智库就要坚持以问题导向，始终坚持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服务不动摇;要大力生产思想产品，真正把思想产品生产作为智库建设的首位任务，加快培育河南的主流思想市场，大力推进“智惠河南”建设进程。
“以智资政辅政”，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前就有智囊，如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战国时期的孟尝君有“三千门客”，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也有比较知名的智囊。刘邦依靠“初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取得江山。目前的智库，不同于过去的幕僚、师爷等，主要在于智库是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决策咨询机构，是智力集中地和集散地，是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和服务社会各界的专业化机构。国外的智库发展很快，并且由于出色的智力服务为智库赢得了良好的赞誉。如，在 60 多年前，美国兰德公司成功预测了“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
因为这一正确的预测，确立了兰德公司作为世界第一智库的巩固地位。可以说，兰德公司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另外，布鲁金斯学会也是美国的著名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它先后为奥巴马政府培养了 20 多名高级官员。另外，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整体方案，也是由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并提出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出过一个令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 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就钱学森的问题，世界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 . 科斯曾经指出：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实践证明，禁锢中国智库发展的根源和症结之一，就是中国思想市场发展的缓慢或滞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国强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讲 , 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加快培育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河南特质的思想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如，加强中原智库的思想创新、培育河南的思想市场或生产河南的思想产品，就要创造性地或率先提出一些引领性的概念，进而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如，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解读和阐释“中国粮仓的砥砺前行、国人厨房的家国情怀、精神家园老家河南、米字绘出的大中原、思想河南”等概念，进而阐释河南的贡献度，发出“河南声音”、讲好“河南故事”、展示“出彩中原”。河南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中原智库事业和智库产业，做出有分量的知识贡献和思想贡献，进而提高河南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思想影响力。
二、凝聚社会正能量是中原智库的社会责任，中原智库就要对干部群众进行政策解读和思想文化传播，引导社会舆论，启迪民智;要提出主流观点、主流思想和建设性主张引起社会关注，释疑解惑，凝聚社会正能量。
目前，智库在对社会进行政策解读。思想文化传播方面，要逐步改变“二重二轻”的倾向：重视对上层的影响，轻视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重视研究成果本身，轻视研究成果推介与传播。实践证明，智库不但要对各级党委政府产生影响，而更要对广大干部群众产生影响。智库的眼睛“既要向上看、又要向下看”，尽量做到“顶天接地”。一般而言，体制内的智库“向上看的多，向下看得少”，而体制外的智库“向上看的少、向下看得多”。实践证明，二者应该采取有效手段和平台加以对接或衔接起来。如，北京市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在成功开办全国独家高端报告视频智库“宣讲家”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宣讲家”手机智库平台，最大程度地宣传了党的创新理论，效果很好，值得借鉴。实践证明，中原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通过网络放大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中原智库不仅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要努力用这些思想和观点去影响或引导社会潮流。一般而言，新兴网络，不同于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其传播具有直观性、快速性、放大性、裂变性和可接受性等。中原智库，就需要借助网络和媒介，坚持思想兴网，尽快形成中原智库思想“百家”。通过思想“百家”的思想盛宴和文化大餐的引领，进而凝聚起一亿河南人民的创业创新激情和为中原更加出彩而积极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
三、开展战略研究是中原智库的看家本领，中原智库就要重视河南重大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研究;要研究河南的重大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发展战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富民强省与创业创新发展战略、绿色中原发展战略，尤其要把人的全面发展战略研究放在首位。
目前，关于智库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争论很多，但有一点是共识：即智库应该把开展战略研究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智库把战术或具体的问题对策研究作为了看家本领，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国家或区域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致使其“短平快”的一些战术或具体的问题对策研究昙花一现，也致使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存在“五多五少”现象：发现问题的多，破解问题的少;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少;依据文字材料研究的多，深入实际研究的少;阐释性成果多，引领性成果少;定性描述的多，量化分析的少。目前智库研究存在的“五多五少”现象，反映的就是一些智库缺乏持续性的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事实上，智库不同于党委政府的决策或职能部门，它应当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智库关注的是国家或区域发展长远的和宏观的发展，其研究重点不应当放在国家或区域发展具体的细节上，而应在战略上提供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决策方案评估等有效的智力产品，并且这些智力产品是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性建议，是能产生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智力产品。如，河南智库就要加大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基础上如何申报自贸区、华夏历史文明在河南如何传承与创新、“互联网 +”河南该如何 +、河南高成长性产业如何培育、河南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到底怎样协调、河南人的幸福指数应该如何提高等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原智库的研究重点，既要研究河南的“事”该怎么办，又要研究河南的“人”该怎么提高生活水平、幸福感，更要探索通过河南“人”去解决河南“事”的战略选择、基本路径和最佳结合点。
四、智库基地或智库产业示范区是中原智库的战略支撑点，中原智库就要大力培育和壮大智库产业，尽快形成一批智库基地或智库产业示范区;要通过智库产业优化智力资源配置，逐步使智库产业成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重要纽带和助推器。
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史证明，智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智库产业则是引领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强大思想引擎。一个人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没有智库产业，甚至智库产业不能有效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话，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没有前途和未来。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 . 科斯认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市场上，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占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科斯并且强调说，这一小部分人的思想创新，将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强调的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智库精英。那么，智库精英是如何成长的呢?他们的成长不是在高校、也不是在研究机构，而是在智库基地或智库产业示范区的学术深造、专业锤炼、实践锻炼、智力转化等“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原智库要逐步从分散式、纯学术和学理性的发展模式向建立以智库基地或智库产业示范区建设为平台的模式转变，真正使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有良好的展示与传播平台、应用对策研究有示范性的实践基地。同时，通过发展河南的智库产业，加快培育和完善河南的思想市场。要通过建立健全思想市场，进而优化配置河南智力产业资源，最大程度地使河南智库能够更多地参与国内外交流，逐步使中原智库产业成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重要纽带和助推器。这样，既有利于提升中原智库的影响力，更有利于宣传河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依法决策水平，也能在最大程度地提高外界对河南的理解和支持。
五、智库精英是是中原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原智库就要坚持人才立库的理念，大力加强智库与党委政府、企业、社团等社会各界的通力协作;要建立稳定的专家团队，通过供需双方的全方位沟通，实现智库专家决策思路和方案概念的引入与具体实施机构执行方案的统一。
目前，国际一流智库的人才来源一般是：卸任官员、企业界精英、知名学者和专家、著名智库人才。因此，中原智库的领军人物，应定位为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行政工作经历、学术背景的高端人才。
一般而言，目前的智库人才存在“六多六少”，急需加强或改进：搞学术理论研究 的多，搞应用对策研究的少;编撰理论专著的多，撰写高质量研究报告的少;关注发展策略的多，关注发展战略的少;会写文章的多，会讲道理的少;学术专家多，智库管家少;学术人才多，智库人物少。
有专家提出，智库要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如，捕捉变化、揭示趋势的预见型人才;洞察时势、设计顶层的战略型人才;知识多元、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深入调研、能接地气的田野型人才;思维新锐、方法上乘的工具型人才;国际视野、纵横捭阖的外向型人才;媒体关注、善于表达的传播型人才;精于管理、引领发展的掌舵型人才。总之，一流的智库和智库精英，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广大民众、正确对待政府官员，不人云亦云、不老生常谈、不说套话空话，提高智库建言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使自己成为有政治抱负、有理论功底、有专业水准、有社会责任感、有思想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智库精英。一般而言，智库参与决策，不仅仅是单个项目或者是某一项政策的委托关系，而且公共政策具有连续性。因此，智库参与决策的全部实践，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社会工程。为此，智库及专家学者就需要与委托方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建议在河南范围内建立相关领域的中原专家资源库，优化中原专家学者资源。另外，智库参与决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智库学者一般倾向于决策、政策思路和方案概念的引入，但对决策、政策的可操作或可执行性关注不够。委托方对于智库的需求，应更多地在于智库提供的决策思路和方案，但智库不能代替委托方去执行方案，否则将起反作用。因此，中原智库需要与党委政府、企业、社团等社会各界加强真诚沟通，真正把智库的决策智力支撑落到地，委托方执行方案才能真正产生思想力和生产力。
(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观点集萃
陈曙光：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方法论误区辨正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只有把方法搞对头 , 改革才能搞对头。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对于如何推进改革也还存在不少的方法论误区。
误区一：“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摸着石头过河”是基层的事。“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指导、保驾护航;更加注重改革的“摸索创新”，为改革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同“基层创新”的紧密配合，既要善于从高处的运筹帷幄中谋划改革的方针政策，也要善于从基层的实践创造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误区二：深水区已摸不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也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绝不意味着瞎摸索，也不意味着排斥理论的先导作用。“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误区三：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今天改革的龙头应是政治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着眼于“全面”，功夫在“重点”。“重点”抓得准不准，关乎改革的成败。改革如果没有面上的推进，难免顾此失彼;如果没有点上的突破，难免杂乱无章。误区四：改革意味着“变”，所谓要有“战略定力”就是反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既有“变”的一面，也有“稳”的一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误区五：改革强调“放”，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背离了改革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里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句话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现在有些人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这是片面的。“管”与“放”的问题，说到底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要拿捏好“管”与“放”的力度，坚持有管有放，管要管到位，放要放到位 ; 坚持有进有退，缺位的要补上，越位的要退出。
来源：光明日报 2015-11-252016 1
■观点集萃
房宁：“怠政”现象的症结在哪里
政府绩效评估和官员考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与官员行为，使之更好地贯彻上级意图，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在专业层面上，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监督考评从来都是一件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贪污腐败，是历来国家治理中要面对的问题。
以我国情况而论，过去我们政府及干部的考评是以工作业绩为重点的，特别是对待地方政府和干部考评的重点是看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业绩，这被戏称为“GDP 主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去那种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考评体系逐渐不适合了，其弊端也逐步显现。现在的确需要建立起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新考评体系，以正确地规范和引导各级政府和干部的施政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以前所谓的“GDP 主义”虽然粗陋，但它却简单易行。因其简单而具有明确的指标性和可操作性。现在的新评估体系本质上是多重目标的，是复合指标体系。总之是，越简单越好操作也越公平，越复杂越不好操作也难以公平。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干部们在实际工作中，因工作目标的多重性和考评指标的多样性而自发产生“趋易倾向”。因考核的多种目标和复合指标，实际上给了实践者、操作者选择空间。在多数情况下，操作者会优先选择风险小、成本低、易实现的工作目标，以规避风险和实现最大化的施政效果。实际上，这也是近年来出现所谓“怠政”现象的一个原因。 如何调动起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还是要充分信任他们，给予所有积极作为、努力探索、敢于担当的政府和干部以精神、物质的奖励。同时还应注意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他们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予以适当的谅解和宽容，以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古往今来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实践中，外部监督与内在激励都是要统筹兼顾的，有时激发出内在动力也许更为重要、更为有效。
来源：环球时报 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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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发展农业 4.0 版的现代化
农业 4.0 是在农业 3.0 版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农业的社会化和生态化。促进经济回嵌社会、回嵌资源环境，达至人类回嵌自然。具体来说，就是三产化农业使用“互联网 +”工具，把乡村四季景观和乡土文化，以及有机题材、本地化标志等纳入休闲旅游养生等多元开发。农业 4.0 版要促进城乡结合广泛参与的社会化农业，共同维护生态化农业的综合性、包容性发展。发展农业 4.0 版的外部条件是：中国日益拥有一大批具有相当消费能力的人群，其农产品消费关注点在于安全、个性化、定制化。发展农业 4.0 的手段主要是互联网。利用互联网，可更大程度实现市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在此基础上，可有意识地从高校吸引学生扎根农村，将其优势与农村资源环境结合，形成多样化的社会活动，构成聚人气的条件。
来源：光明日报 201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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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文：构建产业新体系应以造业转型升级为中心
一是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要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改造包括通过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环境污染，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大量的制造业部门是传统工业部门，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很大，也是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其实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孕育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会，很多新兴产业都不是从一个完全新的、空白的领域中产生的。二是要把生产创新和服务创新结合起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制造的过程就是服务的过程已经成为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联动起来，可以更好地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改善制造业的商业模式，降低制造业的成本水平。如成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法国施耐德电气，经过多次转型，已由制造企业成功转型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为 100 多个国家的能效及基础设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般来说，在产业发展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政府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进入的初始成本，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可以有所不同，传统产业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来的，对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衰减，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改造、提升这种优势，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培育新优势、新动力。而对新兴产业，面对其自我成长能力较弱的特点，政府前期的适度扶持有利于其发育成长，如可以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政策，加强金融财税支持，激发市场需求，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性风险，但绝不能代替企业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点是一定要把握好的。
来源 : 中国经济时报 2016-01-08
